花篮型戒指(Basket Rings)
于4,300年前埋葬于地下,当时巨石阵仍处于建设中,这些花篮型戒指是英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黄金物件。于2001年在埃姆斯伯里(Amesbury)一处坟墓发现,一起出土的还有一把弓、护腕和遂石箭头,后人将该座坟墓的主人称为“埃姆斯伯里弓箭手”。
墓中还有另一具尸骸,年龄较小,可能是他的儿子,两人都被厚葬,每人戴一对“花篮型戒指”,可能曾当作头饰戴在头发上,但它们的作用目前仍不得而知。当时这被认为是北欧发现的最富有的铜器时代的坟墓。
对“弓箭手”牙釉质的分析发现,他来自阿尔卑斯地区。墓穴中发现一块金属加工中使用的“垫石”,说明他很可能是首批架起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沟通桥梁,并由此将黄金加工工艺引入英国的早期移民之一。
新月金片(Lunula)
迄今为至,这类精致的新月形金片出土总量不到200件。它们是在英国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工艺金件,很可能是出自几位杰出的金匠之手。它们多数是出土于爱尔兰,但英格兰和欧洲也有少量的发现。
新月形金片的功能目前仍旧是个谜,可能是用于某些仪式,或者是权威的标志,但在同时代下葬的陪葬品中未发现这类金片。而它们的佩戴方式,究竟是戴在头上,还是脖子上,也无法确定。
该新月形金片于1845年由布商同业公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Drapers’)在爱尔兰的地块上发现,该地块邻近德雷珀斯镇。这个金片于1846年在伦敦文物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 in London)展出。当伦敦同业工会被呼吁揭示新月形金片的存在时,在对黄金展览的研究中这个新月形金片再次被发现。
金斯敦胸针(Kingston Brooch)
1771年,著名的盗墓者瑞夫·拜伦·弗塞特(Rev. Bryan Faussett,1720-76)和他的儿子在肯特郡坎特伯雷附近的金斯顿(Kingston Down)挖出了直径8.5厘米的黄金胸针,是在目前发现的胸针中尺寸最大、制作最精美的。发现地点位于一处女性的墓穴,墓内有830多个陪葬品。胸针上有金丝工艺打造的动物造型、曲丝装饰品以及景泰兰制法的石榴石工艺,堪称盎格鲁-撒克逊工艺的顶峰之作。
詹姆士·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于1793年在他的《英国坟墓史》(Nenia Britannica)一书中介绍了金斯墩(Kingston Down)出土的这些文物,包括了该胸针,这也是首次系统性的介绍挖掘坟墓中发现的各类文物。
福塞特收藏的这批文物于1853年售给约瑟夫·梅尔(Mayer),梅尔把它们留在了利特浦。其中约三分之一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坎特伯雷吊坠(Canterbury Pendant)
我们所说的“黑暗时代”却诞生了一些英国最出色的黄金作品,这略有几分讽刺味。该工艺的集中代表是盎格鲁-撒克逊的黄金加工工艺:景泰蓝制法的石榴石工艺,也是该吊坠展现的工艺。
随着英国对拜占庭风格的本地化演变,7世纪涌现出各种吊坠。它们迅速取代了胸针,成为女性主要的珠宝形式。该款胸针带有明显的基督教十字架风格。它属于7世纪前30年期间的作品,很可能是620年左右,因为它与该时期制作的胸针有一定相似度。吊坠有佩戴和调整的痕迹,因此可能是制作后几十年才被埋葬。它是于1982年在坎特伯雷城墙附近被发现的,其出土地点可能是古时被被盗过的墓穴,但那里没有尸骸的痕迹。
这或许说明了是一位撒克逊人借用了该处原来的罗马坟墓。坟墓附近发现一枚硬币,可以证实该地点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700年左右。吊坠工艺精致,是富人或贵族女性佩戴的珠宝,也被视为自萨顿胡(Sutton Hoo)文物发现以来最重要的珠宝。
米德兰金饰(The Middleham Jewel)
1985年由金属探测器在北约克郡的米德兰城堡附近发现。之后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以130万英镑成交售出,成为报刊的头条新闻。该件金饰正面雕刻了圣灵、圣子、圣父三位一体的图案,背面则是基督出生图,同时也被设计为圣骨匣。其背面可滑动开启,出土时,箱内放有三卷半丝线,用金箔包裹。
正面刻有圣约翰福音书中的一段著名章节“看哪,上帝的羔羊,那除去世人罪孽的,怜悯我们”,之后是两个单词:代表上帝的四字母词“tetragrammaton”(JHVH),以及抵抗癫痫症的咒语“amanyzapta”,。在中世纪的宝石喻意中,蓝宝石象征着忠诚与忠实。
人们认为该珠宝是为一位对其妊娠、健康、宗教信仰和灵魂救赎存有忧虑的贵族女性而打造的。
斯泰普尔福德杯(The Stapleford Cup)
在都铎时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英格兰,高脚杯和杯盖在所有贵金属器具中拥有的地位最高。通常被用作是婚礼或外交的礼物,或者被专门定做来彰显财富或社会地位。
该物件是英格兰世俗文化里最早的黄金加工作品。因其外形得名“橡果”杯,其上半部可以拿下,呈碗状,杯脚曲折呈树干形。“橡果”杯被认为象征着幸运、繁荣、青春和权力。
参考与之相似的银器上标示的印记,人们可以判断出它的制作时期。它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应该是由于不再被用于世俗生活。杯盖上刻有“本杯由马尔伯勒伯爵(Rt.Honble Bennet)赠予斯泰普福德教堂,马尔伯勒伯爵于1732年10月16日逝世”的文字。
谢拉德家族的祖裔是莱斯特郡斯泰普福德的杰弗里·谢拉德。圣抹大拉的玛丽亚教堂中最古老的纪念物是一件1490年的青铜器,专为谢拉德夫妇而作。橡果杯于1956年被斯泰普尔福德教区以4,500英镑售出。
圣瓶(Ampulla)
以前,皇室与神灵的概念通常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冕”曾经是这些所谓联系的直接视觉体现——作为纯洁与永恒的古老象征,黄金在这一最重要的皇家仪式中处于核心地位,神明与世俗的权力通过该仪式融为一体。
作为盛装圣油的容器,圣瓶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就像以色列的大卫王受过的洗礼一样,王室的权威必经上帝的圣油洗礼。涂油礼,即圣油洗礼,对加冕仪式具有核心的意义。
中世纪的王权宝器在内战(1642-51年)后全被熔化,在更早期的基督教物件中,只有这件普通的金圣瓶流传了下来。它是于1633年6月18日查理一世在爱丁堡荷里路德宫(Holyrood House)加冕而制作,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苏格兰金器。
克伦威尔铸币检查盘(Cromwell trial plate)
铸币厂硬币检查(Trial of the Pyx)的历史可追溯至12世纪。其目的是检查皇家铸币厂生产的硬币是否符合法定的金属含量、重量和尺寸的要求。其名称源自运送硬币的“pyx” ——拉丁语“pyxis”,即盒子或箱子。该检查盘来自西敏寺的Pyx盒,历史上运币盒都保存在西敏寺。
检查以公开展示方式进行,向公众展示铸币纯度达标。检查时,将样币熔化,然后测定其含金量与含银量。
铸币检查依照的标准被称为“检查盘”。检查时会邀请金匠公司的会员提供检查盘,检查盘按照规定的造币标准精确制造。检查盘呈板状,切成多个部分,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像这件展品一样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黄金含量于1576年从18K(1478年起实施)提高到22K,并沿用至1793年。当时又补充了一条标准,即18K标准。
利斯国王奖(King’s Prize Leith)
赛马发展于16世纪上半叶的都铎时期,并成为了“国王的运动”。自1660年代起,爱丁堡市北面利斯区举行的赛马会成为苏格兰最重要的体育赛事。
1726年,王室重新在利斯设立金奖,由此诞生了“国王一百基尼奖”(King’s One Hundred Guineas Plate)——最著名、奖额最高的爱丁堡赛马奖。金奖有多种样式:酒杯、双耳杯、盘,以及得以保留最久的金茶壶。
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在他1721年的诗《金茶壶上的铭文》中认为这种形式的奖品要早于之前提到的王室奖。这个茶壶以及1738年制作并同样保存下来的另一只茶壶上刻有苏格兰王室徽标,壶嘴与壶体连接处有蚀刻雕成的皇冠和蓟花。
奥运金牌
首届古代奥运会于公元前776年举办,那时给冠军的奖品是橄榄枝编成的花冠。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开始,获胜的运动员被授予银质奖牌和橄榄枝。
历史上只有4届奥运会采用了纯金金牌:1900年巴黎奥运会、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本届奥运开启了给获胜的第一、二、三名运动员分别授予金、银、铜牌的传统)、1908年伦敦奥运会以及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如今奥运会上的金牌实际上是在银质奖牌的表面上镀以约6克的24K金。
因此,纯金奥运奖牌极为稀有。这块是1908年奥运会的金牌,其背后的故事非同寻常,故事的主人公是参加了了3届奥运的同一家庭中的3名成员。查尔斯·布尼尔(Charles Burnell)在1908年奥运会八人划艇项目中夺冠并获得该金牌。他的表弟斯坦利·加顿(Stanley Garton)在1912年奥运会上夺得金牌,而查尔斯的儿子理查德·迪奇·布尼尔在1948年那场“经费紧迫的奥运会”中夺得双桨赛艇的冠军。
巴比托金袖扣(Babetto gold cuff)
詹保罗·巴比托的著名的袖扣以未来主义的风格表现了黄金魅力。这件极简主义的金饰匠心独具,仅运用平面和弯角结构,更多地展现了大胆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而不是墨守陈规的传统风格。
这件手镯作品的魅力在于其诱人的外观和舒适的配戴性,其设计与制作形象地展现了黄金的多功能性和独特触感;只有真正戴在手上,它才拥有了生命,其精巧的棱角与人体的柔软相得益彰。
作为帕多瓦流派的大师,巴比托喜欢选用黄金材质,因为黄金拥有出色的延展性和柔美的光泽。通过他的双手制作的金饰充分证明了“少即是多”。也正是通过他的双手,以及世界上其他金匠的双手,金饰材质的历史被改变。
地利亚·泰贝的金双钩(Clasps from Tillya Tepe)
Tillya Tepe字面意思是“黄金之丘”或“黄金墩”,是北阿富汗地区的一处考古遗址。这件双钩作品是陪葬品,细节精致,刻画了反身姿态的战士,周围勾勒了一簇簇形似叶子或花卉,还有神鸟和神兽。
除了具有实用价值、不斐的价格和贵重的意义外,该对钩还清晰地表现了当时男士服饰的风格,与远近许多古老文化地区的职业服饰有诸多相似之处。希腊紧身短上衣、波斯或亚述短褶裙式短裙对其的影响非常明显。它被用作斗蓬扣,其勇武的性质或许透露出主人的勇敢性情和保护的初衷。
地利亚·泰贝皇冠(Crown from Tillya Tepe)
这件镂空打造的黄金皇冠完美地融合了自然主义和近似建筑的造型。其圆形金片大小不一,一些金片垂至佩戴者的眉毛处跳动闪跃。纯金的光芒伴随着整个皇冠柔美泛动着,这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运用的黄金的泛动特性。黄金的这一动能特性能使皇冠更加令人瞩目。
皇冠一直都是王室官方服饰的核心部分。而这件王冠展现了其女性配戴者在生活中的地位,象征着人的身份和忠诚。整体皇冠精巧而轻质,与包括心形和新月形的雕刻“镂空”图案相得益彰。表面隆起的花形中央设计有金珠环。虽然初看其艺术设计显得“混乱”,但该皇冠仍不失均衡与对称之美。
地利亚·泰贝手镯(Bracelets from Tillya Tepe)
这些点缀有绿松石的精美手镯是古阿富汗工艺的璀璨代表:美丽夺目又简约。 狮子彰显了权力、地位,以及庇佑,在整个古代世界都被看作是非凡的动物。而这一手镯作品以清晰的雕刻手法,生动地呈现了狮子的形象。
这对手镯惊异地体现出了现代风格,同类风格的金饰对诸多设计师带来了影响,尤其是佛杜拉或卡地亚。狮头周围是具有设计感的树叶图案,或许代表着整洁的脖圈,继而又展现了整体作品外形的流动感和流畅性。
拜占庭婚戒(Byzantine marriage ring)
这枚婚戒早于历史记载的首枚订婚钻戒900年。设计结实而简约,预示着传统金戒如今的低调主导地位。该戒指装饰相对较少,使人们的目光聚焦于一个图案;戒指深深地雕刻有像在云朵上飘浮在空中的悬浮耶稣像(nimbate),耶稣将婚礼中的新郎和新娘的双手放在一起。上面还刻有一个单词“OMONIA”,意指“和睦”或“连理”。
拜占庭人精通且热衷于黄金加工工艺,他们使用精巧的技艺打造珠宝。该枚戒指是“黑金镶嵌术”作品的绝佳典范,即加工同时采用另一种银、硫、铜、铅合金,让雕刻部分的颜色显得更深。这种材质形成的对比使刻字更加醒目,令作品更富美感,使传达的信息更清晰。
切利尼盐罐(Cellini salt cellar)
班委努托·切利尼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委托,在巴黎打造出了这一件其精美的盐罐。它被普遍认为是所有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中最杰出,是金饰艺术品想象力的巅峰。它是唯一一件被完全证实是属于切利尼的黄金作品。
虽然外观极尽奢华,但它却是为实际用途所设计。自古罗马时代以来,盐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商品。切利尼的这一杰作揭示了盐在当时的稀缺性、其所拥有者的华贵,以及创作者的才华,尽管切利尼创作的最主要的目的或有待商榷。
2003年,应该是受它的5000万美元估价的诱惑趋势,一名盗贼直接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 Museum)的展柜盗走了该盐罐,使该作品声名大增。所幸,在3年后,调查人员追回了该文物。
埃及复兴
1922年,霍华德·卡特在帝王之谷发现图坦卡蒙的陵墓,在西方引发了对埃及前所未有的好奇。卡特当时说的第一名话非常著名“处处都闪烁着黄金”,让世界诸多顶尖珠宝设计师预感到一场珠宝界的复兴运动即将到来。
这件精致的金饰出自阿尔弗雷德·卡斯特莱尼(Alfredo Castellani)之手,创造于图坦哈蒙陵墓被发现的3年后。灵感直接来源埃及神话和陪葬的金饰。其圣甲虫雕饰的核心主题不禁让人联想到粪金龟之神可赫佩拉(Khepera),据说是他曾在空中滚动太阳。
手镯以精美的金丝和金粒点缀,运用现代工艺展现出古代文明的辉煌。作品巧妙演绎了古时候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既呈现现代文化对历史的眷恋,又体现珠宝独特的美丽,作为一种媒介让历史形象化并且赋予它新活力。
格里芬臂环(Griffin Armlet)
波斯的珠宝设计师精通黄金制模法,这枚极具特色的臂环就是彰显了该非凡技艺的瑰宝。神秘的格里芬是传说中的一头怪兽,外形融合了多种动物和人的特征;臂环上怪兽的每一个部位都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该臂环还展现了金饰的一种对称美。
它是奥克瑟斯宝藏中的一件,奥克瑟斯宝藏被普遍认为是从阿契美尼德王朝中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金银文物收藏。臂环的出色材质彰显了其第一任主人的地位。但是,该格里芬臂环也有提升佩戴者的力量的作用,作为具有神秘力量和魔法护佑的护身符。
拉里科燕(Lalique Swallow)
赫奈·拉里科(René Lalique)是著名的新艺术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虽然他设计的玻璃作品或许有更高的知名度,但就其艺术成就而言,他的珠宝作品才是最具代表性的的。这件与众不同的吊坠胸针体现了他金饰作品中一贯的高贵、优雅和动感。
该枚胸针被设计成燕子形状——法语称之为“l’hirondelle”。这个小燕子在珠宝中却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每年初夏,燕子归巢。所以,燕形的金饰礼物代表了忠诚和坚贞的承诺。该作品具有16世纪珠宝设计的风格,同时,它的曲线造型也带来了现代感的灵动,既有蓄意非对称之美,又采用了巴洛克异形珍珠。
美索不达米亚头饰(Mesopotamian Headdress)
历史学家将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伊拉克)视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城市化社会。所幸的是,其黄金宝藏得以流传下来,证明了其金匠技艺和广泛流传的工艺。
这件陪葬头饰让我们领略到这个早期文明。在这种文明中,黄金的纯度、耐久性和独特的魅力等固有品质使它在墓葬仪式中具有尤其重要的地位。
八片精心锤造的金叶,很可能是以印度红木为蓝本,构成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主题;金叶的数量对于当地古老的民族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八”这个数字能够无限循环,象征着灵魂通向永恒的旅程。同时,这件宝物也可以证明当时世界里已有贸易行为;上面的红玛瑙和天青石都应该是从现在的阿富汗地区引进的。
铸金披肩(The Mold Gold Cape)
这件工艺精美的金箔披肩在现在依然是个未解之谜。考古学家无法确定它到底是披肩、胸前装饰,还是马匹的胸革片。披肩或斗篷象征着权力,在该地区也代表了权威;这件仪式用的物件由纯金打造,明显具有王室或宗教意义。
但是,对佩戴着它下葬的主人,我们却依然一无所知;该披肩将诸多秘密一同带进了坟墓。大英博物馆虽然早在19世纪就已将该金饰的碎片买入,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具备将它修复的能力与技术。
文艺复兴的金链(Renaissance gold chain)
以今天的价格计算,阿托卡号沉船的价值将达数亿美元。失事后363年期间,这艘沉没的西班牙大帆船在弗罗里达基韦斯特岛(Key West)水域海底日渐黯淡。1971年,一位著名的打捞专家梅尔·弗舍尔(Mel Fisher)发现其残骸,不久就将金链捞上地面。
这件宝藏代表了全世界对黄金的魅力与价值的看法,同时说明如何才能称得上是“贵重”。金链蜿蜒而沉重,足有4英尺(1.292米)长,是佩戴者崇高地位的象征,同时可作为可兑换的“钱包”;金链由未焊合的链环构成,也有可能是曾被佩戴者强行撬动,其纯度极高(23 — 24K),立刻成为世人皆认的硬通货。
罗马蛇形指环(Roman serpent ring)
许多文化和时代都对蛇存有敬畏之心。蛇也被尊为神灵、视作力量与男子气概的象征,如有吞食自己尾巴的蛇,就被看作是永恒的标志。在现实中,有些蛇有毒性,而有些则代表了治病的良药。埃及女神伊希斯(Isis)和希腊药神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os)的形象旁边一般都伴有蛇。
人们相信,佩戴蛇形的珠宝能够驱逐危险。这枚蛇形指环呈螺旋状,可以紧绕手指,接口处的两端均设计有一个蛇头。该金饰开启了一个一直沿袭至今的金饰设计传统:致力于以力量,而不是仅仅只有美感来展现珍贵。
万用金饰(Passe-Partout)
梵克雅宝(Van Cleef and Arpels)打造的这款金饰展现了该品牌的理念与工艺。这款金饰创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黄金缺乏的状态推动了更多的创新。这款金饰表现出了极致的实用性,可以多种方式佩戴,可作为小项链(确切的说是加长的小项链)、手镯,甚至是腰带。
上世纪40年代,花卉成为珠宝设计中的主题,其简约与欢乐的造型或许和当时困难时期形成了对照。黄色、蓝色和粉色的红宝石和蓝宝石制成的花瓣造型使这条创新的金链更完美。























